中国早在商周时代就有中、日两国相通的记载，如周朝时吴越曾与日本有交通往来秦朝末年徐福曾带几百男女技工东渡日本，在中国的秦汉时代中国的金属文化就已经大量流入日本，据文物考证和史料记载，从两晋南北朝开始，两国的接触开始频繁和多方面了，日本绘画的发展与中国古代文化有着十分深厚的渊源关系，让我们一起来聊一下日本绘画和中国的关系。
日本飞鸟时代日、中佛教文化的交流，公元六世纪日本皇室统一九州和本州的大部分部落，建都在大和(奈良县)的飞鸟，这个时期日本称为飞鸟时代，*权巩固后和我国的南北朝、朝鲜进行交往大陆的科学文化、生产技术不断传入日本，公元年(钦明天皇朝),百济的圣明王把一座佛像和经典正式赠给日本，推古天皇朝圣德太子笃信佛教因而受到统治阶级的推崇与保护，佛寺建筑、佛像雕刻、壁画、绘经、佛龛、绣帐及各种装饰图案等，随着佛教文化传播的需要而相继传入日本。
日本绘画中的唐绘，与流行在我国六朝的忍冬纹、唐草纹都是在这一时期成为日本美术基现在存于日本奈良县法隆寺中的一座小型佛殿式的飞鸟时代的佛龛，是一座雕刻精致、造型美观的工艺制品.传说里边的画板当初是用甲虫的彩翅嵌成的，前后左右板壁都有绘画，用红、浅棕*绿四种颜色画成，画家用层叠画法的表现形式在漆木上绘的《舍身饲虎图》,是佛龛两侧画的佛本生故事其中的一幅，所谓“佛本生”故事，就是指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前生”的故事其内容是上边山顶脱袍投身峡谷。
最下边是饥饿的母虎和七只小虎吞噬了王子，画家的线条笔法雄健，是我国汉朝时期流行的一种绘画形式，在我国著名的敦煌石窟中，佛本生的故事在早期的敦煌壁画(北魏时期)中就占有主要的位置，第25洞窟中的萨那太子舍身饲虎壁画就是佛本生的故事，奈良时代日本与唐代的文化交流，从孝德天皇大化元年到桓武天皇迁都到平安京(-74)年间，日本历史称作奈良时代，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大化革新以后，社会呈现空前的发展，出现学习唐风的新高潮。
日本先后“曾十九次派遣大使去唐朝，每次都有人数众多的留学生和学问僧同行”,学习唐代的典章制度经济技术、宗教文化等，从汉代丝绸之路开通以后，经过近千年的东西方文化艺术交流，西方的拜占庭、波斯的萨珊、阿富汉的健陀罗、印度的佛教等先后传到中国，使东西方文化融汇成繁荣昌盛的唐代文化这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艺术不断流入日本，奈良时代的佛教受到皇室的推崇和保护，宫室殿堂、佛教寺院都摹仿唐代的规模大事营建绘画雕刻也伴随着佛教的宣传需要广为流传。
现在和我国敦煌同样闻名世界的日本奈良县法隆寺金堂壁画，艺术水平不在敦煌壁画之下，是日本古代绘画中艺术水平很高的一笔遗产，同时也是与中国古代文化互相交流、吸收中国古代文化的很好例证，法隆寺三号壁的“观音像)、大原美术馆藏“三尊菩萨立像”人物造型丰满以中国画的铁线描技法表现薄纱透体的衣服，以及手中玻璃器皿的透明质感和多种样式的彩色服装等，都表现出了精致的写实技法；六号壁“阿弥陀净土壁画为红棕色重彩，能看得出是受国阿弥陀佛画的影响其线描、重彩以及构图和我国初唐时期的敦煌壁画风格同是一个粉本的样式。
法隆寺中的“飞天壁画，构图活泼、衣带飘舞、动势飞腾，从具有立体感的衣纹中能看出人体结构的起伏.这和中国敦煌石窟壁画的飞天出自同一个样式；日本宫廷御物“圣德太子画像，造型古拙朴实其带状晕染、线描技法和唐代人物画家阎立本的作品极为相似；日本奈良正仓院收藏的“树下美女图1(),是六块屏风画，其人物面部造型浓眉丰颊、唇和脸颊都敷玫瑰红色，眉心和口角外缘画着绿色点，这是典型的中国唐代妇女化妆的样式，其作品线描起伏生动人物造型面部丰满，也是典型的唐代仕女画风格。
奈良时期绘画的特点是在佛画以外的绘画如“圣德太子画像”、“树下美人图”、“吉祥天女象”等作品，都己脱掉飞鸟时代的空想作风呈现出唐代特有的富丽、写实的特点，唐朝绘画风格是这一时期的主流，同时日本民族化了的“大和绘”绘画也开始逐步在这一时期出现。不管是飞鸟时代还是奈良时代，日本唐绘的佛龛和寺庙都有着浓厚的唐朝风格。